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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怡婷
[和老人相處久瞭，郭柯覺得自己更像以晚輩，而不是以導演的身份去面對她們，他也越來越不願意觸碰老人心中那些結瞭痂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]
拍攝“慰安婦”可以有很多視角，37歲的導演郭柯選擇瞭最平和的一種。他的紀錄片《二十二》被評論為“碎片化羅列”、“缺乏力度”、“不夠深刻”……言辭甚至激烈至“能力有限，辜負瞭這深重的題材”。
“我不明白什麼叫不夠深刻。”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，郭柯突然有些激動，“是讓大傢哭呢，還是去砸日本人的車?難道要我（鏡頭）推拉搖移都來一遍，各種資料解說詞配上去，音樂煽一點兒嗎?他們是九十歲的人瞭，九十歲是什麼概念呢?意味著你還要活七十多年才是九十歲，一群九十歲的曾經受到過傷害的老人在你面前，還要怎樣才算深刻?”
“片如其人。”郭柯說，“我沒有覺得我的片子拍得有多好，但是我真的對她們用瞭真情。”
從1.5%的排片到5%再到10%，排片率不斷增長，截至8月17日12時，公映第四天，《二十二》票房已經突破瞭五千萬，黃金時段甚至一票難求。與票房逼近五十億的《戰狼2》相比，它的成績更讓行業驚嘆，原來人們對於真實影像的渴望比想象中強烈。
郭柯本人倒是對票房數據不怎麼敏感，他反過來問記者覺得目前表現如何，“你看的那場人多嗎?他們反應怎麼樣?”對於影片的盈利則沒有太多想象，最初隻是想收回成本，也算對得起多年的辛苦。現在有盈利瞭，郭柯掛在嘴邊的唯有感謝。“我會把個人收益拿出來捐瞭。一千萬票房我得捐，哪怕票房破億瞭，我也是捐。希望你把話放出去。我把自己逼上一條絕路，最好。”
郭柯將把部分收益捐給中國“慰安婦”問題研究中心，負責人蘇智良教授是一位從1992年開始著手研究“慰安婦”問題的歷史學者，也是《二十二》的歷史顧問，他和影片中的老人都有十多年的交往，為紀錄片的拍攝提供瞭許多幫助。他曾以研究中心的名義為郭柯開具介紹信：“這些介紹信到瞭老人傢裡，一看是蘇教授介紹來的，溝通就順暢許多。他們每一年都在資助老人，捐到蘇教授那裡再合適不過。”關於這筆捐助，蘇智良告訴第一財經：“如果有的話，大部分都會用於幸存老人的生活援助。所有賬目都會公開，接受社會監督。”
“這世界紅紅火火”
《二十二》記錄瞭中國內地22位“慰安婦”幸存者的晚年生活現狀，沒有期待中的控訴和血淚，隻有平淡到乏味的日常。如今距離拍攝已經過去兩年，紀錄片裡的老人隻剩下8位。而根據蘇智良統計，更確切的數字應該是14。“有些老人郭柯沒有拍到，她們不願意面對鏡頭，也不願意在任何媒體上曝光。”和其他遭受戰爭創傷的人相比，“慰安婦”受害者即使幸存，也往往選擇保持沉默。
2012年，做瞭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偶然在網上看到瞭一則關於中國“慰安婦”和她的“日本兒子”的故事，第一反應是“非常離奇，是不錯的素材”。當時他想獨立拍攝一部劇情片，遂前往廣西荔浦縣尋找故事的主人公，當時已92歲的瑤族老人韋紹蘭。限於新導演的身份，投資人並沒有給充裕的資金，拍紀錄片是“省錢”的選擇。2012年，國內“慰安婦”幸存者的數量是32位，於是這部講述韋紹蘭老人和她兒子的紀錄片被命名為《三十二》。
1944年，日軍包圍瞭桂林，當年24歲的韋紹蘭背著一歲的女兒逃難，結果被日本兵抓去炮樓三個月，一歲的女兒就睡在身邊。好不容易逃回傢，她發現懷瞭日本人的孩子，本想喝農藥自盡，被鄰居救回來。婆婆勸她：“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得生下來，萬一以後沒有生育能力怎麼辦。”1945年，她生下兒子羅善學。羅善學一直獨身，媒人講瞭六個“妹仔”都沒成，對方嫌棄他的身份，同村人用異樣的眼光對待他數十年，叫他“日本崽”。
“這世界這麼好，現在我都沒想死的，這世界紅紅火火的，會想死嗎?沒想的。吃野東西都要留著一條命來看。”但凡看過《三十二》或是《二十二》的人，都會對韋紹蘭的印象特別深刻，她吃盡世上最難的苦，卻仍戀著人世的好。聊起少女時代，十三四歲邊放牛邊和鄰村老人學歌謠的情形，韋紹蘭臉上泛起笑容，就像孩子一樣。韋紹蘭的堅韌、樂觀徹底改變瞭郭柯對“慰安婦”群體的想象。
韋紹蘭和兒子常年靠低保過著清貧日子。一年春節，郭柯和攝制組四個人看望老人，給瞭她500塊錢的生活費。道別時，老人從衣服裡拿出瞭四個紅包，對他們說：“過年瞭，回去給媽媽買糖果吃。”四個紅包裡邊分別都裝著100塊錢。
正是因為這段經歷，郭柯決定要把其他受害老人都記錄下來。2014年，幸存老人隻剩下22個，就成瞭第二部紀錄片的片名。“這麼多年瞭，我們隻是把她們當成一個符號，我們得用另外一個視角看這些老人。”拍《三十二》時，郭柯使用瞭很多“煽情”技法，他承認那時候的自己有虛榮心，太愛“表達”：“我會考慮，怎麼拍會很好看，構圖應該如何，做這個片子的時候還是雜念太多。”到瞭《二十二》中，郭柯盡量避免那些曾經犯下的“錯誤”，控制自己的欲望。所以有不少人覺得相對於《三十二》，這一部不太“好看”。
和老人相處久瞭，郭柯覺得自己更像是以晚輩，而不是以導演的身份去面對她們，他也越來越不願意觸碰老人心中那些結瞭痂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。影片中，幾位老人都擺手說：“不要再提瞭”，“不說瞭”，“心裡不舒服”。所以，沒有再問。因為夾雜瞭個人的情感。在處理素材的時候，郭柯顯得非常謹慎，那些可能會引發震撼的口述史，郭柯也選擇放棄：“對我來說，那些不重要。”
郭柯覺得追求真相並不比愛護她們更重要，因為真相已經太過明顯。比起滴血的控訴，郭柯更想要表現的是她們仍將繼續的生活，還有她們對尊重和理解的需要。
“我們為什麼要去追求真相呢?真相在她們心裡。你追求真相不是還在挖掘她們的痛麼?真相難道還不明顯嗎?我們應該想的是怎麼保護她們、愛護她們。如果你把她當作自己的傢人，如果是你自己的奶奶有這方面遭遇的話，你是應該去尋找真相呢，還是讓她舒心地度過晚年呢?”
“不終日怨恨，但一刻不忘”
8月12日，海南彝族老人黃有良去世。在郭柯的印象中，黃有良是一位特別沉默的老人。“不愛說話，每天都待在床上，很少活動。”曾經有記者去探訪過她，印象中她比任何一位老人更加沉默。黃有良的另外一個重要身份是中國內地最後一位“慰安婦”原告，2001年，黃有良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，至2010年三審結束，最終敗訴。
“老人走的時候，至少我心裡對她是沒有愧疚的。”郭柯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溫柔地對待老人：“我沒有去挖她的痛苦，把她的痛苦告訴觀眾，真的到她們走的那一天，可能旁觀者沒什麼感觸，但當我面對的時候我都會想，我做的一切到底對不對。”
《二十二》中，“慰安婦”不是歷史教科書上薄薄的幾句輕描淡寫。她們作為一個個鮮活的女性，被銘記，被理解，被尊重。
蘇智良也很坦誠地告訴郭柯，電影並沒有太多文獻價值。它的意義是記錄瞭老人晚年的日常生活和她們當下內心的真實想法。
改瞭姓名的朝鮮老人毛銀梅，原名樸車順，傢鄉在朝鮮平安東，戰時被介紹到中國打工，結果騙入武漢慰安所。戰爭結束之後和一個中國農民結婚，無法生育，後來領養瞭一個女兒，晚年生活平靜安詳。郭柯對她印象很深，毛銀梅老人性格外向，後院裡種瞭很多梔子花，去瞭之後每人發一朵，別在衣服上，待他們都很好。可是影片中，當她用日語說“歡迎光臨”、“請坐”的時候，語言和記憶背後是無法磨滅伴隨一生的殘酷真相，當她唱起朝鮮歌謠《阿裡郎》、《桔梗謠》，更叫人潸然淚下。
一次，蘇智良問她，傢鄉話還記得嗎?“她還記得一些單詞，有一樣她念念不忘，就是自己傢鄉的發音，她說如果傢鄉的發音忘瞭，就回不瞭傢瞭，就見不到我父母瞭。所以她一輩子不斷念叨著自己傢鄉的發音，但是最後還是沒有回傢。你能說平淡嗎?”
挖掘資料和證據的過程中，不可避免地對她們造成二次傷害，這也是為什麼蘇智良一直不太願意讓媒體接觸到這些老人，因為一遍遍去打開傷疤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，蘇智良從來不會問兩百位老人受害細節。他的妻子陳麗菲和女志願者為瞭搜集必要的歷史證據，有時候陪著老人一起流淚，甚至哭得比老人還慘。蘇智良說：“她不是不記得，她內心深處當然希望洗去冤屈，希望有人站出來為她們說話，理解她們、尊重她們。”
“天上下雨路又滑，自己跌倒自己爬，自己憂愁自己解，自流眼淚自抹幹。”愛唱歌的瑤族老人韋紹蘭的堅韌感染瞭所有人，但有資格對過去釋然的，隻有老人自己。旁觀他人痛苦的時候，並不是為瞭自我感動。“不終日怨恨，但一刻不忘。”郭柯說。
山西老人陳林桃、張改香的兩場葬禮，出現在《二十二》的一頭一尾。漫天風雪掩著凋敝的村莊，送葬的人走瞭，留下孤零零的墳堆，冬去春來這裡好像什麼都沒有存在過。每一個老人逝去，歷史就又模糊瞭一分。阿倫·雷乃執導的奧斯維辛納粹暴行的《夜與霧》中講道：“我們假裝這一切隻會在特定的時間點發生一次。我們對周圍的事物視而不見，對人性永不停歇的哭喊充耳不聞。”在戰爭之輪碾壓過的青春之後，來自同胞的歧視的眼光與責難同樣讓她們痛苦萬分，它傷害的不僅僅是一代人。當女性的身體成為戰場，她們被戰爭罪犯凌辱，又再被自己人遺忘和棄絕。
“一定要記得在‘慰安婦’的稱呼上加上雙引號，拜托瞭。”郭柯和蘇智良一再叮囑記者。通過《二十二》，很多人第一次知道，對她們正確的稱呼應是“二戰期間被迫充當‘慰安婦’的受害者”。蘇智良說：“其實就是日軍的性奴隸。”
“慰安婦”這個詞匯本身就帶有欺騙性和侮辱性，蒙蔽瞭它最無恥的一面：“強迫”和“誘騙”的性質。去年，慰安所遺址“海乃傢”拆遷一事引發爭議，比起拆除本身，周圍有些居民的態度讓人憤怒。“日本人的妓院”、“這事情是恥辱，不正能量。對孩子不好”。十七八歲的學生，甚至不願意開口提及這個讓他們難堪的詞語。長久以來，“慰安婦”被污名化、標簽化。
因而，當這些老人從煉獄中逃回傢中，仍然會遭遇村民的指指點點。在戰爭之後，仍然受辱。她們聊起來平淡如水，像是講一個與自己無關的故事，真正讓她們落淚的是侵害後失去的東西。韋紹蘭一直記得自己婆婆那句“她不是自願的”。李愛連老人回憶起丈夫掩面而泣：“他對我越好我越難受，他說，你不是自願的，我不嫌棄你，我們好好過日子。”
一直援助老人的日本女留學生米田麻衣說：“如果我是她，可能早就自殺瞭。”並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如韋紹蘭、毛銀梅那樣樂觀。“戰爭時有人自殺，戰後也有人自殺。但也有像萬愛花這樣的，我活著就是要討回一個公道，她非常硬氣，她認為日本政府欠我的，你必須要道歉謝罪，不屈不撓。”蘇智良說。
1991年，韓國老人金學順站出來發聲。她作為“慰安婦”幸存者，第一個站出來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，要求日本政府賠償。1992年，山西老人萬愛花在東京召開的有關日本戰後補償國際公聽會上，受朝鮮代表的激勵走上臺首次講出自己的故事，幾分鐘後倒在臺上，引起國際社會震動。1991年到1992年間，“慰安婦”成為世界新聞。一次聚會上，一位日本的教授拿著名片和蘇智良說，你知道第一個慰安婦所就在上海嗎?“唉，我一想，一點兒也不知道。所以總覺得應該把它搞清楚，所以1993年開始實地調查。我當時預測上海的慰安所應該在四到六個。結果今年我們找到的是170個，這是一個驚人的數據。很多強暴並不是發生在慰安所，還有在日軍的據點駐屯地炮樓。兩三年以後，我們會把全國一點點累計看。”
2012年的《三十二》到2015年的《二十二》，這些年郭柯把百分之九十的時間花在瞭同樣的事情上，和老人的生活捆在一起。《三十二》之後，很多大學生志願者會去陪伴韋紹蘭老人，當地的一些企業傢也給她送去傢電改善生活。郭柯覺得，在不打擾的情況下給予老人們陪伴挺好，她們現在過得很平靜。
郭柯不打算再拍關於老人的紀錄片，隻想單純地陪伴她們。“我覺得《二十二》很全面瞭，不能再拍瞭，已經把她們最美的年華留在瞭畫面裡，我覺得已經很美好，我也很幸運。隻希望能用我們的方式去愛護、保護這些老人，用溫情的目光再看她們最後一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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